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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那个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代离自己非常遥远，而戏院的老板却一夜之间成为了匪谍，戏班的每一个人差点成为共犯。我久久的没能从那场震惊中清醒过来。

丁永昌如何斡旋我不得而知，关于戏院老板，我所知不多，只知道那是个很儒雅的男人，剃着十分干净清爽的板寸头，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袍，颇有古时的雅士之风，不经常笑，笑起来却轻轻柔柔的。单从外貌上来说，我很难相信那样的人会作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过坏人的脸上从来也不刻着坏人两个字。后来又陆续听闻他的悲剧源自所谓的组党结社发表反政言论尔尔，我也只默默地陪了一阵唏嘘。至于追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或其他自由一类的话，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我还未开化的脑袋里，只知道改革是需要无数人的鲜血和尸骨喂养才能成长，是伟人做的，而我始终不敢相信所谓的伟人就在我身边，那些勇敢的人，头上戴着光环的人，就那么毫不起眼的生活在我们身边。

戏院老板的下场很惨，他似乎没有家人，也可能是家人为了避免牵连，始终没有露过面。他的尸体孤零零地在地上躺了一个晚上，开始浮肿和发臭。他的脸被粉尘覆盖着，血迹已经干涸，受伤的地方停留着一只只绿色的大苍蝇，蚊虫嗡嗡地飞舞盘旋着。衣服上的一块块污渍和血迹与死时一模一样。许多人掩鼻驻足，唏嘘感喟几声，然后漠然走开。第二夜，尸体不翼而飞。戏班连夜搬离了台北市，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