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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亲,奶奶却只是笑,温温柔柔地送走了,从来没应下一个。
父亲说奶奶闲来时除了唱曲,便总是瞧一张老照片和一些旧时的信件。父亲好奇的时候曾悄悄看过,每封信件上都只有两个字——安好。她却拿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摩挲到信笺的四角都起了毛边。
父亲结婚的时候,奶奶很高兴,从柜子深处一个安放得很宝贝的桃木匣子里拿出一只金镯子,上面雕了镂空的梨花,华贵精美得很,她拿出来,反反复复擦了几回,珍之重之地将镯子套在了我母亲的手腕上。后来,母亲传给了我。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的条件已经好很多,父亲是知识分子,又分配去了队里,奶奶看着他的队服总是发愣,摇头说并没有从前的制服好看。
我刚上初中时时兴搞文艺,母亲花大价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时也算洋气的,我想着奶奶必然没有见过,便带去让她看看。她果然并没有见过这样的西洋乐器,竟然把小提琴竖着放在膝盖上,摆了一个拉二胡的姿势。
我啼笑皆非地上前帮她纠正成正确的姿势,她紧张得手都在抖,我便握着她的手拉了一个长音。奶奶竟然毫无征兆地落下泪来。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奶奶掉眼泪,也是父亲母亲唯一一次见奶奶哭。
我后来再也没碰过小提琴。
奶奶去世的时候,苍老干枯的手把那堆照片和信件紧紧抱在胸前,张了几回口也说不出一句话,后来我俯下身,她用最后一点力气在我耳边告诉我,她想听一句诗。
父亲那么高大的一个中年男人,瞬间哭成了泪人,像个小孩一样一句一句地背他小时候背过的诗,背了整整一晚上。
第二天天刚刚亮,奶奶终于摇了摇头,沟壑纵横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遗憾又满足的微笑,慢慢地合上了眼。
她没有等到她想听的那一句诗。
我带着她的信件,她的照片,她的镯子,她的遗憾在北京百花深处的胡同里找到了她念了一辈子的那个人。
那个人叫李慕棠。
是一个女人,一个老得不成样子的女人,她的二胡拉得并不好,右手总是握不紧弓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