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生之欲(第3节)

工宣队在排练厅召开全团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工宣队的依靠力量“山下派”之外，响应者寥若晨星。

工宣队罗队长来到我的窗前，往窗玻璃“嘣嘣”地狠敲几下，励声说：

“到排练厅开会去！”

我从床上撑起来，正要往外走，施顺华忽然从椅子上站起，学电影里的动作，张开双臂向我走来，显然想要拥抱。我却象婚前第一次约见那样，毫不掩饰不屑，一扭身闪开。

从直观角度，这一幕明示了夫妻不谐；从另一种角度，则说明我不愿为改变处境而在复杂纷繁、残酷争斗的现实中掩藏内心的真实。

全团大会结束后，我回到寝室。说起向工宣队请假的事，我心中没底。三年前，在音乐界批判西洋古典音乐那场运动中，我因为专业拔尖而沦为“资产阶级白专典型”，遭到严酷批判，加之母亲的地主成份和历史问题，我被发配到遥远的岭南歌舞团，可以说头上一直戴着“黑五类”帽子。可事实上，我本是“响当当红五类”啊！我老爸是红军时期老干部，只不过因为“抗拒反右”和“彭德怀问题”的牵连而靠边站，“文革”一开始，就被加诸“最大走资派、老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罪名而坠入深渊。所以，这“红五类”的声名我不但俟不上边，处境反而更下一台阶；不消说，要请假回西都治病，我肯定逃不过罗队长的千般刁难。

“这事我去跟罗队长谈。”施顺华打包票说。

这可好，他是党员，经验丰富，肯定马到功成。

不多会儿，那人回来了，把工宣队批示了“同意回西都探亲、治病，工资粮票照发，医药费按规定报销”的假条递给我，还特别叮嘱：“这是依据，要好好保存。”

我真的被感动了。我呆笨的头脑哪会想到，那人竟然以“丈夫”的名义向罗队长大肆诋毁我，与罗队长达成“双嬴”交易！三个月后我从西都回到岭南，报销医药费时遭遇麻烦，我以工宣队在假条上的批示据理而争，罗队长却一连串反问：“我们为什么那样批？你爱人是怎么说的！”我这才得知遭施顺华算计的原委，当然这是后话。

事实证明，在某种情况下，“人到死时总想活”这简单的生命哲理，在现实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

每次回到岭南，我都奄奄一息。看不见任何希望，我只能眼巴巴等待末日的降临，但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在巴望奇迹的出现。

日月匆匆，仲春又至。生机勃发的大自然佛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点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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