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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用一种标准的政客语言跟我描述了一件我根本不关心的事情。

後来他送我那块手表被我遗落在黄浦江之前，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可是现在的我，还在想著之前那条浸满了他的精液的领带给自己带来了什麽样的痛苦。

曾然再没对我的著装发表任何意见。

我开始按时上下班，偶尔参加一下他们所谓的高层例会，瞧他们在会议上斗的面红耳赤争得你死我活，就忍不住想笑。

这个圈子毕竟跟宋建平的圈子不一样。

这里的人都把憎恶表现的如此隐晦又如此明显，势力斗争也都是极速而明目张胆的进行著。每一个细微的权力，都可能给今後的利益分配带来影响。

一大批所谓的商场精英在会上，献媚著，诋毁著，当然，对象并非是我，而是那个依旧严谨的曾然。实际上所有的人也都心知肚明，我只是个摆设，这个公司真正的决策人在曾然手里。

可是听久了，我也会忍不住要发话。

比如他们对於公司层级的划分上，某个明显的漏洞。

比如在内部运行机制中，一个没人提过的建议。

又比如说，偶然的一次高层招聘中，我提出的一两个看似内行的提问。

公司其他人都还算反应平平，曾然却不止一次因为我说了这些，而露出讶异的目光──想必他知道我究竟是个什麽货色。

我忍不住洋洋得意。

这个时候，我发现，在我正常上下班之後，等待我的，乃是一大堆八点档情节。

宋建平带其他人去了他的小四合院。

这件事情最早告诉我的，是张雅丽。

宋建平在我上班後，开始经常不在我这里留宿。我也没有往心里去，反而高兴──两夫妻住四百坪的别墅在一起可以吵架，我跟宋建平住四十坪的公寓在一起只能忍气吞声。我做梦其实都想他出去住。

有一天张雅丽晚上十一点多给我打电话，应该喝醉了。电话通的时候，对面就听见哭骂声，还有砸东西的声音。

我被吓得浑身冰冷，还以为见鬼了。

拿著电话挂也不是不挂也不是。

接著听见张雅丽哑著嗓子说：“宋建平又在外面有人了！”

我抹了一把差点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