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生之欲(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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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岭南，我都奄奄一息。看不见任何希望，我只能眼巴巴等待末日的降临，但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在巴望奇迹的出现。

日月匆匆，仲春又至。生机勃发的大自然佛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点燃我心中求生的烈焰。我想写信给施顺华，告之想回西都治病。虽然，那场结婚不啻判了我极刑，但内心的痛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我无法阻止自已沉溺于幻想和侥幸，怎么说都是夫妻了，起码的责任心他应该有吧，即便出于人道和同情，他也不应该拒绝我治病的要求吧，婚前他不是许下那么多承诺，不是以“**员的道德品质”作保证吗？

拉开抽屉，目光一触到那人的信，我又犹豫了。前不久，我在给他的信中痛斥钱朗的造谣诽谤，气愤中用了“流氓”二字，不料竟触痛了他，他不谴责卑劣之徒，却对我冷言指责：“不要动辄说人是流氓。”想到婚前他在信中喋喋不休提“那个人”，口口声声“害怕小偷偷走他的爱情”，发电报大喊“乱云飞渡仍从容，共主沉浮”，声言要到岭南来保护我时更喊出豪言壮语：“倘使徒为汝死亦乐！”而仅仅时隔数月，他就撕下这张假面具，无所顾忌地展露灵魂丑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用于他们再合适不过，只不过施某人的心肠更比钱朗狠毒，为达到结婚他对我犯下罪行，竟无耻声称是“考验我对他的忠诚”；新婚第一天就撕破脸皮，大演图穷匕首见，这样的人见到“流氓”二字，又何能避免“过敏反应”？

尽管如此，我无法浇灭心中求生的烈焰，最终还是写了信。我以为不能排除他良心发现的可能，不能排除转机的发生。一个长久在绝望中挣扎的人，常常会紧紧抓住渺茫希望，哪怕那希望细若蛛丝，弱如稻草。“人到死时总想活”，这句话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

接到我的信，施顺华未直接反对我治病的要求，他自有成竹在胸。

话说结婚前，他最担心的事，是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全部要下放农村劳动炼，为此屡在纠缠我的信中喋喋不休，要求尽快结婚。或许有人认为，既然人人都得下乡，他未必特别害怕。然而他害怕下乡却是事实。他家本是江南的米商，新中国成立后，在填写履历表家庭出身栏时，他把惯于投机取巧、趁人之危的米商，填写成“城市平民”，摇身变为“准无产阶级”，由此他如鱼得水，升学入党一帆风顺，“文革”前还曾有望成为s大学党委一把手的接班人，因而这农村锻炼之苦，他如何消受得了？更要命的是，他面前横着年过三十婚姻无着的“老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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